我的十年透析路
——一位透析者的述说
作者
飞雁·摄影
飞雁
我叫常方刚，涉县胡峪村人，下面我所讲述的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我把我人生中最幸福，最痛苦，最难忘，最值得记忆的人和事记录下来，以此感恩、铭记、纪念那些陪伴我走过苦难人生的白衣天使们！
年，我24岁。国庆节那天，伴着大阅兵的旋律，我和妻子王美荣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年8月，我的女儿降生了，带着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希冀，我给她起名叫常玮韦。
同年11月，一个老乡介绍我到北京去打工。我告别妻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，来到北京，在一家公司当搬运工。那时候，我对生活充满了向往，想要通过自己的双手，为家人创造幸福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下工后回到住所，脱鞋的时候，我发现脚肿了。工友们说脚肿了是肾炎，肾炎可不是小事，得抓紧看。第二天，在老乡的陪伴下，医院去看病，看病的医生诊断是肾炎，要住院治疗。考虑到北京看病的医药费、住院费太贵，我决定回家去诊治。
回来后，在本家姑姑常利军的陪同下，医院，找到当时的心血管内科，接诊我的是李咏梅医生。她给我检查完后，却把我支开，单独向我姑姑交代病情。姑姑出来后告诉我，我得的是肾炎，让我住院治疗。我当时没带钱，心想情况不会有多严重，谢绝姑姑给我垫付住院费，坚持回家。
回家后，三天之内，我的脚是早上消，晚上肿。利军姑姑记挂我的病，找到我母亲说，我得是肾衰竭，病情很严重。母亲一听，当下就拖着条伤腿，医院住院。
从此，我开始了漫长的求医生涯。
年轻又血气方刚的我，面对突然降临的噩运，我怀疑、否认、我不甘心！我才24岁，我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那段时间，为了看病，医院、中医院、医院，医院，到石家庄，再到北京医院，挣扎在求医路上。我的父母、妻子，包括我的同学们，都开始四处打听治病办法，网上搜，托人问，最后决定医院接受干细胞移植。
那时候家里穷，本就没什么积蓄，看病的钱，全是朝亲戚里道和街坊邻居借的。后来，村支书程红为给我发动捐款，朋友们知道了，也都主动给我捐款，当时收到的捐款是三万元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想让我活嘞！那次住院，进行两次干细胞移植，共花了16万，40天16万，都是借的。可是治疗失败，我负债累累。
万般无奈，医院接受透析治疗。透析需要扎两个针，一个静脉，一个动脉，要把身上的血抽到透析机里，把废物过滤掉再输回去。用的针非常粗，每次扎都跟剜肉一样疼，每次我都强忍着，没办法，因为这是维持我生命的唯一的办法，我这就是花钱买命。
年的时候，透析报销比例是45%，而且半年才报销一次，半年我要透析60次，3万块钱，这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，为了活命，我们家是天天在借钱。好不容易等来半年一次的报销，拿回来的钱又要用来还账。就这样，借钱、还钱，拆东墙、补西墙，钱越来越难借，债也越来越多。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天下着雪，父亲到县城去给人家打地基，临走前他跟我说，去医院透析前，先去找他拿钱。我到县城找到父亲时，看到他披着雨布，站在雪地里，搬着大石头，浑身上下滚成泥蛋……看到我到来，父亲就去向主户支工资，当他把要来的块钱递给我时，我哭了，痛哭流涕！那天，医院。
后来，好几年过年，家里都没买过肉。穷！
那几年，度日如年！
按要求，我应该隔天透析一次，一次多块钱，因为没钱，我只能三天才透一次。每次交住院费的时候，都是一块、五块钱地凑，连个二十块的大额都没有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第一次交不起透析费，是年7月6日。那天是老护士长邢艳红上班，她知道我的情况。是她向科主任秦彦保和院领导请示，医院破例让我先治疗后交钱。那是我第一次赊账，从那以后我经常赊，最多的时候，医院五次账。
生活在我面前黯淡无光，一点光明也看不到，感觉实在是过不前了。有一次夜里，我躺在病床上越想越难过，一冲动就打开病房窗户，想要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窗外乌漆墨黑，就在我想要跳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我的父亲、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，我才退了回来。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，只要活着就是希望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，说不定哪天，这个病就能治好了。带着这个信念，我觉得我得活下去。
最难的时候，我住院连买饭的钱都没有，从家里带着馒头当午饭。有一次没带，中午大家都吃饭，我没有吃，饿得心慌。护士王利珍看在眼里，就把刚吃了两口的饭递给我，说你要是不嫌弃就先吃了吧！我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了。那是一份大锅菜，那肉香至今都难忘。从那以后，护士们每天中午打饭，都会多打点分给我吃。就这样，一份饭成了两份，两份情融成了一家亲。
当时，医疗条件不像现在好，透析机、过滤器也没有现在先进，每次透析完，要到第二天早上周身的不适才会消失。透析病人并发症也多，尤其是肾性骨病，经常会骨痛，透析的时候还会抽筋，那种疼，一次就让人记一辈子。有一次透析，我的腿又抽筋，疼得直喊娘。医生护士赶紧给我下机、揉腿，疼痛稍缓解的时候，我睁开眼，看见护士王利珍、魏真真正猛揉我的腿和脚，满头满脸是汗，嘴里还一直安慰我，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后来，我还开玩笑问她们，为什么人难受了都是喊娘不喊爹？我知道，我是在心里将她们比作娘了！
还有一次，女儿纬韦突然发烧，到医院看病，我正在透析，是护士长带着她去看病，护士杨叶还去城里我姐姐家给女儿输液。她们说，你有困难就说，我们能帮就帮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
我们确实是一家人。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！她们不嫌脏，也不嫌累，啥也给我们做。一次，有个病友馋肉，明知道消化不好还吃鸡腿，结果拉肚子拉了一床。当时值班护士杨叶正在吃饭，看见后二话不说，就去给他擦屎，换衣服。
说实话，自从得了这个病，我十年没有排过一滴尿，也从来不敢随便喝一口水。我唯一解渴、解馋的时候，就是在透析前偷偷喝一杯水，然后趁着透析再把它透析掉。十年里，我就像是走在沙漠上，嗓子干渴，内心更干渴。
身体失常和内心的煎熬，让我们这些透析病人动不动就生气，跟家人吵，跟病友吵，跟医生、护士吵，透析室的医生护士都给我们劝过架，有时候他们受了委屈，就偷偷躲到别处去哭。护士长邢艳红，经常给我们做心理疏导，给我们劝架、调解，我们称她是透析室的审判官、调解员。她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，宽心解闷，帮助我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，让我对生活重树希望。
我知道，我这个病是无底洞，花钱无数。我看病的钱全靠老父亲和妻子打工挣，而我只能在家里看孩子，债越积越多，心情郁闷到了极点。但我始终相信父亲的话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我觉得我必须要振作起来，才能对得起我的亲人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。
年，我开始跟着学跑保险，跟姐夫收山货，生活条件稍有好转。那段时间，秦彦保主任和吴慧敏主任经常给我讲关于透析的知识，给我制定透析方案，让我逐渐认识到规范治疗的意义，我开始积极配合，进行有规律的透析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。透析室买了最新的血滤机，我第一个上去试机。医院，相信透析室的医生护士，我愿意去尝试，去配合。
年，医院又为我办理了慢性病卡，报销比例提高了不少，而且是透一次报一次，再加上我自己的收入，生活条件开始转好。
年冬天，我去打软枣，不小心把左腰部戳了个洞，由于身体抵抗力弱，又没有及时治疗，导致伤口感染。医生何红玉知道后，在我住院期间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有一天，外科医生跟我约好，下午给我换药，中午1点20分的时候，何红玉来了，说她陪我去换药。得病头一年，妻子和父亲还陪我看病，医院透析都是我一个人，因为他们要去为我挣钱。这次换药的时候，打麻药不管用，疼得我浑身直打颤，觉得双手没处?。红玉使劲按着我说，你攥住我，使劲攥住我就不疼了，我一把攥住她的手，把她的手都攥黑青了。换药的医生说，忍着点儿吧，瞧你医生对你多好，哪找这么好的医生！换完药，我身上的秋衣秋裤都湿透了，走也不能走，是红玉把我扶回了透析室，她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。
后来，我被列入贫困户，报销比例升到80%。那一年，我承包了2亩多地种蒜苗，并且从山东冠县买来种子卖，再从村里收蒜苗卖到外地，不仅增加了收入，供销关系网也越来越大。我的债也还完了。
今年，贫困户报销比例上升到95%，我每次透析费用只花四、五十快钱，这在以前我是想也不敢想。我还跟人合伙承包了亩地种蒜苗。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，我感谢国家有这么好的医疗政策，让我们能看得上病、看得起病；医院有这么好的医生、护士，对我们亲人般的照顾；有这么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，让我们这些透析者，享有更高质量的生活。
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说，老师和同学在一起的时间，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都多。现在，我跟透析室的医护人员在一起的时间，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多。她们就是我的亲人，透析室就是我的第二个家。
凡在这里透析的人都知道，躺在透析室的床上睡得香，睡得踏实，现在，医院看看，坐坐。现在也不用发愁没钱买饭了，医院每天中午都为我们提供一顿免费午餐。现在透析设备先进，器械好，药好，并发症也少了，骨痛抽筋的病人也少了，透析室里吵架生气也没有了，我们透析病人的春天也来了。医院，医院透析室的每一位医护人员，你们是我的家人，医院就是我的第二个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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